顾友仁:论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1-01-07   浏览次数:0


论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

顾友仁

(安徽大学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  安徽大学政治学系  安徽合肥  230039

 

 

文化生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斯图尔特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意在说明文化的进化就是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过程,具体的文化形式是与具体的生态环境相融合的结果[1]。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生态也是与自然生态相比照而言的,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各个具体文化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2]。就其本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一定的文化,作为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它在形成以后又会通过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承而反过来对于它的创造者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和渗透作用,发挥着对于人的“教化功能,即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塑造人”[3];而另一方面,从其本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活动,是特定“社会或社会集团用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里,“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即政治文化、伦理文化”[4],而正是这种文化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载体。由此可见,无论从宏观的社会大背景,还是从微观的具体操作环境来看,作为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进行都不可能离开一定的文化生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文化是判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客体的参照系,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如何,取决于它所处的文化背景”[5]

 

一 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历史审视

 

就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而言,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40年代所确立起来的一系列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进而明晰了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谨慎地”批判继承“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6]的基本原则,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的行动指南和重要特色。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局势,特别是中苏同盟关系的实际存在以及“苏联模式”对于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深刻影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建设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便逐渐被人们“学习苏联”的激情所淹没,以苏联文化为主体的共产主义道德文化进而成为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惟一文化语境。客观地说,当时的新中国之所以选择“苏联模式”也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在新中国诞生之时,苏联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辉煌成就,其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毫无疑问地对新生的共和国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因此,以俄为师,深入汲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举国上下的一致共识。其实,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经对苏联经验进行过肯定,他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7]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在秘密访苏回国后,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向全党提出了学习苏联的要求,他指出:“要学习苏联,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技术上,在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要学习苏联。”[8]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以后,毛泽东更是多次号召向苏联学习。其中,19502月,他在莫斯科演说中便强调:“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9]

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倡议和推动之下,社会各阶层、国内各阶级迅速掀起了“学习苏联”的热潮,向“苏联模式”的“一边倒”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苏联模式对于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上。经过大规模的调整活动,我国从基本上改变了解放前的高等教育重文轻理的状况,初步形成了科类、专业比较齐备而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然而,毋庸置疑,由于这种教育模式是以培养某一学科领域的专门人才为基本目标的,因此,一方面,在特定时期,它培养出了大批专业人才,满足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急迫需要;但另一方面,由于其在某种程度上摒弃了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基本道德素质为要旨的“通识教育”的基本原则,全盘否定甚至取消了被视为“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社会学、政治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等人文学科,因此给同一时期大学生的传统道德教育乃至民族精神的培育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对此,有学者就曾评论道:“50年代初期的教学改革中,……一切照搬,造成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专业划分过多、过细和过窄,……对发展文科不够重视”[10]。其结果则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偏窄,广泛适应能力较差,文化道德素质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需要强调的是,在“学习苏联”的口号之下,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仅在院系设置、人才培养等具体环节上照搬苏联模式,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层面也是唯苏是瞻,照抄苏联思想教育的基本做法,进行简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我们知道,对全体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是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20世纪2030年代,以克鲁普斯卡娅、马卡连科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家们关于培养有文化、有社会责任感、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思想观点,对苏联的青年一代曾经产生过显著的积极作用。然而,在进入斯大林时代之后,由于苏共高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等问题上理解的偏差,苏联模式日趋僵化,其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逐渐误入“左”倾教条主义的歧途,其表现就是忽视社会成员的个性差异,片面地用整齐划一的共产主义道德标准要求人们;违背人的思想转化规律,教育方法简单、粗暴,形式主义严重;面对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生活间的巨大落差所产生的人们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怀疑与抵触,不去引导和教育,而是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手段去解决,其结果是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道德困惑,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甚至敌意,动摇了共产主义信念。苏联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模式”对于我国5070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使这一时期的思想教育工作呈现出偏重于单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着眼于以社会为本位去阐明价值的意义,内容普遍空洞、抽象等特点。其间,虽然国内思想政治教育界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对这种纯粹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模式”进行过反思和清算,但由于种种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的存在,其在我国的影响不仅没有被肃清,反而日益泛滥。在党的高层越来越严重的“左”的情绪的驱动下,不仅50年代后期开展的旨在提高人民群众之思想觉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渐演变成阶级斗争性质的政治运动,而且连在60年代提出的以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为内容,以“高、大、全”和“假、虚、空”为特征的共产主义道德要求,也被“文化大革命”期间培育“反传统的英雄”、“斗走资派的战士”、“反修防修的卫士”等口号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所取代。这样,我国6070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便不但背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规律,否定了建国初期所形成的正确的目标和观念,而且扭曲了人性、割断了传统,其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形成的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也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消极影响。

要之,新中国建立以来,虽然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能够坚持和发扬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并逐渐将其上升到党和国家文化教育基本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的高度,为促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丰富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建国初期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一边倒”的国内外政策却在某种程度上掣肘了这一原则的贯彻执行。50年代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使人文精神之传播在高等教育领域偃旗息鼓;简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又使“虚假”和“空洞”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代名词。而随后的6070年代弥漫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左”的情绪的日益膨胀则更是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心理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极端政治化倾向使人们在思想教育过程中严重忽视了思想道德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不仅无法满足人的自身心理成长的基本需求,而且无从打造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行所需的道德根基,其结果便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异化,社会道德和风气的颓废。而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最终从这一梦魇中醒来的时候,人们对于既往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深刻反省与认真总结则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现实反思

 

   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同时拉开的是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文化生态的全面建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踏上全方位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征程。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党和国家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了保障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及时而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口号,这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的重大突破。     

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是叶剑英同志,他在1979年的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首次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1]时隔一月,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再次强调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2],这是从执政党的层面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针的肯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根据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新的发展形势,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又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我党历史上首次以中央决议的形式发布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于促进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党和国家领导层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在分歧以及认识上的局限性,《决议》的基本精神及其实施方案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因此,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在总体上便仍然显得非常滞后和单薄,无法对改革开放时期所产生的种种社会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于商品经济建设中急速滋生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也没能做出及时而有力的价值回应,从而最终导致“全盘西化”思潮的泛滥和1989年的波及全国的政治风波的发生,在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痛定思痛之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发出努力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号召,并制定了加强国情教育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方案,以期推动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创建工作。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又明确地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13]。党中央的这一定位在由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得到更为具体的体现。《决议》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事关我国发展全局和长远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肯定,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上明确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14],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并强调只有“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的文化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愈益繁荣”,也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15]。这既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进一步丰富,同时也是对“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方针的具体落实。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分别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则是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快速推进的生动体现,同时也是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工程的新的标志。这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仅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做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16]的重要论断,而且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17]上升到党在新世纪之基本执政理念的高度,这就为我国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文化生态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尤为值得提出的是,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更是明确提出了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18]的时代命题,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于21世纪新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刻认识以及有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工作的坚定决心。而20113月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19]的要求则不仅是这种决心的体现,而且还为我们指明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总之,党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文化政策和方针,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最终建构起与改革开放时代经济成分多样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趋势相适应的多元化的、丰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文化生态夯实了基础。这种文化生态以凸显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民众文化等非主流文化的密切合作”[20]为特征,既保证了党和国家政治文化话语系统的主导地位,又体现了不同阶层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从而为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营造出了较为适宜的文化语境。但是,客观地说,我国目前的文化生态在总体的适宜中还存在着显见的不足,在表面的和谐中还潜伏着深层的隐忧。这种不足和隐忧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主导文化(即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并未形成真正的‘三足鼎立’。其中,精英文化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处于明显的弱势……。而……大众文化却异军突起,……全方位地渗入大众的日常生活”。而且,对于那些“道德/价值观尚未成熟的广大学生、追求时尚的男女青年而言,大众文化更是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主流文化’,对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生活方式等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21]。就其本质而言,作为一种“借助大众传媒传播、以获得商业利润为目的、服务于大众消费娱乐的文化形态”[22],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其在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合理存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活跃民众的社会生活,排解市场经济时代激烈竞争带来的高度紧张和压抑的精神困扰更是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大众文化外在的娱乐消遣形式及其内在的追求利润的根本目的决定了它本身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对于非理性主义的狂热追捧,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很难有任何道德的坚守和对于崇高价值理想的不懈追求,更“不会去主动支持任何时代都不可缺失的人文理想[23]。这一点,我们从近几年影视娱乐界此起彼伏的“戏说”正统历史的风潮、喧嚣一时的“恶搞”红色经典的闹剧、层出不穷的违背社会道德的广告和光怪陆离的颠覆传统价值的“时尚”便可以看的出来。因此,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维度来说,我国当代大众文化话语霸权的客观存在及其对于主流文化的巨大冲击,已经给我们文化生态的平衡造成了显见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大众文化对于人们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广泛渗透,更为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敲响了警钟,凸显了我们进一步健全和优化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历史必要性和时代紧迫性。

 

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当代建构

 

我们知道,我国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系统中进行的,因此,我们能否促进这一文化生态的不断优化并最终使之走向完善,以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需要,将是关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败与得失的关键性问题。就我国目前所处的国内外情势而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具有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着我们必须将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坚持和对于古今中外优秀文化资源的批判继承和创造性运用结合起来,这不仅是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得以优化的必然路径,而且也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使命。

首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根本指南。这是由我国的基本性质和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为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同时也是我国当代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之所在。我们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从而确保我国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优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另外,从实践的层面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和强调,也是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法宝。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早期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就对认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24]。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进而指出,我们过去之所以“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25]。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江泽民同志继续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重要意义,认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26]。而党的新一代领导人胡锦涛同志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27]的要求,从而将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提高到了崭新的水平,为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其次,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在构成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诸文化形式之中,从其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功能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优势无疑是最大的。这种优势一方面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了丰富的道德学说,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思想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传统道德教育文化,其对于“道德自觉和自身修养”的强调,对于“个体人格的完善和理想人格的形成”[28]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优势还体现在其对于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孕育上。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程中所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凝聚了整个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而且在促进全民族的团结、融合、统一和发展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在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性格中,熔铸于我们将坚守美德与日新进取有机结合的文化自觉中;同时也彰显在家国一体、精忠报国的爱国意识中,渗透于炎黄子孙修齐治平、追求“大同”的崇高社会理想之中。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成功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特质,并形成了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可喜的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我们党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正式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一道作为我国当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加以明确,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赋予以民族精神为灵魂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主流文化的地位,这是我国当代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优化工作的重大举措,也是建构新时期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必然选择。

再次,坚持以古今中外文化相结合为形式,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基本思路。自人类进入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以交通、信息、通讯、传媒等为载体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在资讯空前丰富、人际交流日益便捷的新时代,任何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特别是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类文化的多元发展趋势日渐明朗的形势下,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工作也要在确保主流、凸显特色的前提下,以促进古今中外多种文化形态的和谐共生、互补互促为基本考量来展开工作。我们知道,新中国目前正在奔向现代化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奋力向前迈进。对于新时代的文化生态建设来说,一方面,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进程推动着文化生态的变革与重组;而另一方面,文化生态的积极变化又能够引导和保障我国的现代化大业健康而有序地顺利推进。从本质上说,文化生态作为一种具有现实影响力的文化系统,其在社会宏观领域即表现为一种文化国力,表征着国家的软实力;而在个体的微观方面则表现为一定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权利,展示着个人的精神风貌。因此,我们在文化生态的优化工作中,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从片面的、功利化的、单向度的视角出发来对文化生态环境进行孤立而静态地观照,而是应该意识到文化生态对于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普遍利益的影响和制约。对于我国来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推进,我们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在如此宏阔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我们自然应该以自身所拥有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为立足点,通过对于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形态的有机整合来逐渐走上多元化的文化发展之路,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思想营养。与此同时,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开放性的国内外环境,加之其本身所特有的多渠道的形成发展机制、竞争式的人才塑造模式和其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执着追求,也决定了我们必然会以多元文化发展道路作为建构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基本思路。

要而言之,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不仅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特色,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且还要坚持以历史的眼光、开放的视野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遵循批判继承、为我所用的原则,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一切能促进文化生态和谐发展的先进理念和方式,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点,在扬弃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从而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和人文语境。

 

参考文献

[1][]史徒华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M].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49-50.

[2][21][22]孙卫卫、华丽.《文化生态变迁的道德意蕴》[J].《求索》.2005.10.115.

[3]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0.

[4][5] 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1.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79.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8]朱元石.《刘少奇一九四九年秘密访苏》[J].《党的文献》.1991.3.80.

[9]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266.

[10]高奇.《中国现代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306.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34.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8.

[1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9.

[14]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编.《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年鉴》(1997[G].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78.

[15]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编.《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年鉴》(1997[G].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79-80.

[16]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2-33.

[17]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编.《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年鉴》(2001[G].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10.

[18] [2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25.第一版.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N].《光明日报》.2011-3-17.07.

[20] 谢洪恩、孙林.《论当代中国小康社会的文化生态》[J].《中华文化论坛》.2003.4.147.

[23]孙卫卫、华丽.《文化生态变迁的道德意蕴》[J].《求索》.2005.10. 116.

[2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2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0.

[26]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58-159.

[28]方爱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纲》[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2.135.

 

 

 

 

 

On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Our Country

Gu   Youren

( Research Center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Anhui University,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Hefei, Anhui 230039)

 

[Abstract] The cultural nature is one of the basic attribut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specific social ideology educati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not develop smoothly without certain cultural ecolog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our country has experienced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from single communist ethics culture to an unification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e and the unmainstream culture, with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s its carrier, and its cultural contex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rich. To reflect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promote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ecology, with the Marxism as its guidance, th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s its characteristic, critically  inherit the cultural resources as its main form,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us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natural context of ou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ltural ecology;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发表于《探索》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