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成际: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现状及建设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2-01-20   浏览次数:0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比较注重精神文化生活。从现实的情况来说,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在制度上、时间上、经济上、社会文化服务等诸多方面均得不到有效地供给与满足,从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处于“饥饿”状态,呈现出文化沙漠化孤岛化现象,心理问题比较凸显,看电视、上网是他们最主要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这些现象根源于城乡二元相隔阂的社会结构。需要重视进城务工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建设工作,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应自身文化素质,从而保证新生代农民工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对等的文化生活待遇,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生活。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现状;建设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关于“关于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20123月的全国“两会”部分代表提出了要“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日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指1980年以后出生、16岁以上,在县域以外从事非农生产和经营,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业户籍人口。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统计,截至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53亿,外出农民工1.59亿,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近1亿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2.9%,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这一群体在创造城市繁华的同时,却无时无刻不品尝着陌生的城市给他们带来的寂寞。他们虽身在城市,心灵却无处栖息。因此,关注农民工文化生活,加强农民工文化建设、加强对农民工文化权益的保障,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以文化的力量为新生代农民工架起一座融入城市的桥梁。

 

从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现状来说,比较凸显的问题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 文化沙漠化孤岛化现象严重。作为夹在农民和市民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远离家乡和而又不能够融入城市的情况下,其文化生活匮乏,文化需求处于“饥饿”状态,其文化的沙漠化孤岛化现象令人焦虑。从已有调查的结果中可以看出,与老一代农民工一样,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仍限于“三同”同乡、同事和同学。[1]这样,身处城市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城市居民没有交往,形成封闭的群体性生活,这必然导致文化生活的多元化互动不足,形成封闭的文化生活模式。由于自身的需要,也由于群体的工作、生活条件和资源等因素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形成一种亚文化生活,独立于城市主流文化之外,与城市主流文化相区别、相隔离甚至相冲突,形成文化生活的“孤岛化”效应。在一些地方,虽然外出的新生代农民工会说普通话,但在他们集中居地“城中村”,有人戏称,他们本省的方言就是“普通话”。“并不宽裕的收入、不高的文化水平、拥挤的居住条件、高强度的劳动等使他们往往处于与城市文化的某种隔膜中,形成一种文化生活的真空状态”[1]。这种“文化真空”的现象,有时也被称为文化的沙漠化。在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闲暇时间的娱乐方式仍趋单一,不具备明显的城市文化生活特征:他们经常是几十个清一色的男(或女)青年农民工生活在一起,缺乏家庭生活的亲情,许多青年过着性别失衡的集体生活。

其二,就文化生活的常态来说,电视、上网是新生代农民工享受精神文化生活最主要方式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从事的职业不同,但文化生活贫乏、文化消费不足、文化终端利用不便、文化满意度低,文化娱乐生活单调,看电视是他们从事最多的文化娱乐活动,其次是读书看报、上网、聊天、睡觉。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文化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普遍处于文化生活“饥渴”状态。由于缺乏相应的农民工文化服务制度,农民工在城市能够享受到的文化服务令人担忧。据《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调查报告》中显示:47.9%没参与过社区文化活动,33.6%没参与过单位文化活动,每年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和单位文化活动两次以上的不足15%。调查也显示,6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开支主要用于上网、手机,主要的娱乐方式是喝酒吃饭、看电视、打牌和搓麻将;40.1%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体育、文化生活方面的开支,有买书、报开支的新生代农民工仅11.1%。而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最主要开支项目的上网费用,89%的被调查对象每月在100元以下,67.8%的人不足50元。[2]

 从居住地的特点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居住在租金便宜的城郊接合部的农民出租房或者配套设施不全的社区,居住周边缺少公共文化配套,而他们所在的工作单位有关精神文化生活设施、场所也同样不足,缺少参与城市文化活动的渠道和机会。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周边有体育活动室、篮球场、棋牌室、图书室的不到50%,利用率不足30%。一半以上新生代农民工所在单位没有图书室、多功能厅、阅览室、体育设施、文艺场所、健身房等,而设施的利用率也仅为20%多。逾七成新生代农民工业余生活单调看电视消磨时光:逾七成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的业余生活内容“不太丰富”或“很单调”,其中79.12%的受访者在工作之余选择看电视或睡大觉,而“业余时间学习或参加培训”的只有17%,去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或纪念馆的不到5%,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主要集中在打扑克、上网等简单娱乐活动上,主动参与学习型活动的较少。[3]除了“睡觉”和“闲聊”,上网、看电视依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流文化生活活动。

其三,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最突出的问题是心理问题。紧张焦虑、压抑受挫、孤独寂寞、有被歧视被剥夺感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的四大主要问题。[4]他们近五成不满现有状态,融入城市心情迫切[]调查中,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的劳动与所得不成比例,很多公司是平时只发基本工资,其他在年终结算。到了年终,一些公司压低工资或者找各种理由不给全额工资。这种付出与收获出现的严重不对等,使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价值认定感到迷茫,出现无视企业制度、无视公司发展,工作中较为随意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觉得自己把城市变得漂亮了,但城市里却没有他们的立足点。他们付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但心里却没有幸福感和成就感。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日益突出,集中体现在他们在城市中的边缘身份导致的归属感缺乏,自杀现象时有发生。[1]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处于边缘地位。70%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与所在地城市居民地位上有差异”。他们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强烈的不安和迷茫时常笼罩在他们内心,“城市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又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落差。

 

从城乡二元化格局来说,城乡文化隔阂,是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遇到的最大障碍。新生代农民工多数不愿意与城里人打交道,反而喜欢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活动,更别说主动融入城市文化生活当中了。这种心态的产生多与他们“亦工亦农,非工非农”身份特征有关,有一种先天的失衡感与自卑感。在这种心理因素的影响下,他们会更加封闭,即使有一些想要去体验的休闲文化生活也都被果断地放弃了。从制度上来说,笔者以为,造成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城市中现有的制度排斥或者没有包容农民工,城市没有针对农民工流动性这一最为显著的特点制定出相应的制度。

从社会提供的服务上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处于边缘化状态。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工作、生活在城市中,但在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下,他们既得不到农村政府提供的相应文化服务,同时也享受不到工作所在城市提供的服务,他们处于尴尬的边缘化境地,文化需求体现为一种自发的存在状态。无论是国家主渠道,还是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机构,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关注严重不足,文化生活方式单调与公共文化服务覆盖不足并存:在集体文化生活方面,现有的公共文化场所较少设置在农民工集聚地,单位安排的文化活动项目少且吸引力不强,大多数单位一年一次的文艺活动、社会上提供的送电影等快餐式服务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调查显示,有四成以上的农民工不知道有社区文化活动或从未受邀参加社区文化活动,38.1%的新生代农民工没参加过企业组织的文化活动。在个体性的精神文化体验方面,据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反映,大多数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比较单调,“平常有活儿干还好些,没活儿干的时候最难熬,不知道到哪里去玩”。他们的主要消遣是上网和看电视,上网因成本低廉快捷成为首选,但不少人都期待拥有更多文化生活的选择,希望得到相关指导。与城市居民所享受到文化权益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文化生活需求和文化供给上都处在文化边缘化的困境,使农民工生活在城市的“文化孤岛”上。

从农民工自身的现实情形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缺少进行文化生活的经济、时间、精力等条件。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每天被上班和加班时间填满,尤其在制造业和住宿餐饮业,加班更为常见。与传统农民工不同的是,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不愿为增加收入而加班,他们渴望更多闲暇时间。一方面,调查显示,86%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节假日不加班,但愿望很难实现。另一方面,调查也显示,特别是在制造业的一线车间工人、建筑工地的新生代农民工,通常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每月休息时间只有12天,缺乏精神文化生活最基本的条件――时间要素。从经济上说,收入低也使新生代农民工无力进行消费。通常来说,新生代农民工月文化消费10元以下的占近三成,只有约两成的农民工月文化消费在50元以上,也仅够支付上网和手机费用,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更多的文化消费。新生代农民工没有自由充裕时间用于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孟祥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存在着严重的供需矛盾,主要源于新生代农民工“无钱”、“无闲”处境制约了其自身的文化消费能力、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错位、单位的文化供给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缺口、社区未发挥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服务的基础阵地作用、文化市场缺位等原因。[5]

                               

 

加强农民工文化建设,从根本上促进农民工文化建设的制度化、常态化。这亟需从顶层上进行制度设计,才能更好的保护农民工文化权益。要建立农民工文化需求表达机制,充分了解农民工所想和所需;建立全国统一的农民工流通机制,让农民工在一个地方可以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到另一个地方同样可以享用;要实现文化对接,让文化服务与农民工工作、生活对接起来,真正供给农民工所需要的文化服务;加强保障制度建设,从财政、组织领导等方面进行保障。[6]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具体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保证他们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使他们顺利融入城市生活。在此基础上,建议国家制定出台《农民工权益保障条例》,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子女上学、文化权益三大核心问题纳入法规,在法律层面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面向全民的文化服务的主体力量。在大众化文化事业发展过程中,以公益化服务为原则,最大限度地包容全社会文化消费者,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文化生活的保障。这就需要同步加大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益性文化单位的免费开放力度;加快社区文化活动室建设,面向社会全体开放并提供文化服务;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商业性文化活动组织者减免农民工文化消费,加快社会大融合进程。政府部门应调动起可能的社会资源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文化活动的场所和平台。在农民工相对集聚的工业园区,建议考虑由政府投资建设一些文化活动中心,低价位或者免费对他们开放。同时加强城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影剧院等群众性文化事业的建设,改进服务形式,让城市文化设施进一步向他们开放。加大宣传力度,让社会各界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需求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工会、劳动、司法等部门要切实为新生代农民工做好权益维护工作。共青团作为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当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利益的代言人和权益的维护者,是共青团为党做好青年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

其次,努力形成重视进城务工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工作氛围。由于城乡割裂和传统道德影响力的束缚,进城务工人员对城市缺少安身立命的归属感,而企业人文关怀的缺失和社会大众对于农民工精神生活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还广泛存在。这就要求切实提高农民工的政治地位,保障其享有平等的基本权利,明确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责任,形成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的共识。就宣传部门来说,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正面宣传,客观、真实地反映农民工的工作和生存状态,让人们认识到农民工在城乡经济和社会文明进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了解农民工的工作条件和生存的艰辛,通过种种渠道反映和宣传农民工多彩的精神生活和政治上的需求,创造条件,让他们有表达诉求的机会,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满足他们的政治需求,形成全社会关心关注农民工的良好氛围。就企业来说,企业要增强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意识。大型制造企业、工业园区、工矿区等农民工生产生活密集区要参照本地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标准,配套建设固定文化设施,建筑工地等农民工临时性聚居区配置临时性文化设施或提供流动服务。企业要将农民工文化生活纳入企业文化建设范畴。要建立职工文化平台,配备文化管理人员,提高文化设施管理水平,保障文化服务质量,确保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常态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发展企业文化,进而改善务工人员的精神生活质量是对企业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就社会方面来说,要动员社会团体和民间公益性组织等各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农民工文化建设。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要积极搭建农民工和其他群体进行文化交流的平台,以文化活动消弭社会隔阂,增加社会各界相互了解和支持,促进社会认同感、归属感,从而打破城乡二元体系的樊篱,消除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孤岛”现象。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应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自觉地从“心理”层面融入城市文化生活。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他们追求城市生活,主动的文化融入愿望和更迫切的文化需求,融入现代城市的愿望比较强烈。从社会层面来说,正如前所述,改革“二元”的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制度层来消除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顾虑。就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来说,要注意加强自身修养,勤于学习,积极参与政府及企业组织的各类培训,提高技能,提升自身素质,逐步改变自己原来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树立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决心,遵纪守法,克服自卑心理、逆反心理与焦虑心理,打破封闭心理,增强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主动适应城市文明,进一步融入城市文化。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融入,由农民工身份变成工人身份,由农民变成市民,新生代农民工最终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是文化精神生活方式的融入,由原有的乡士生活意义逻辑的消解到新的是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过程,正如秦晖所说:“我国的现代进程归根到底是个农民社会改造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和农民人格。”[7]

                        

 四、结语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着眼群众文化消费需求,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作出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部署,这既是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重大契机,也使构建党委负责、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共建、公众积极参与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建设工作格局的任务更加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对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和期待。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比较注重文化精神生活。虽然新生代农民的根依然在农村,但不具备农业谋生技能,他们的思维方式定位于城市,如果不能成功地融入城市,他们会始终处于在城乡地带的“两栖人”,成为“悬空的一代”。因此,关心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加强农民工文化建设,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让他们共享我国文化事业发展成果,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The Cultural Life Status Quo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Compared with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From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the system time,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services and other aspects are not effectively supply and meet. This results in the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cultural life in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unger”, showing cultural “desertification” and “island” phenomenon. Their psychological problem highlighting and their life being preoccupied with watching TV and surfing on Internet. All of these are originated from the urban-rural binary structure. Hence,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their cultural qualities , so that they can attain and enjoy the cultural life which equals to urban residents’ level and better integrated into city life.(DING Cheng-ji)

 

 



[]此数据是根据安徽省团省委副书记汪华东代表共青团、青联界别作《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帮助他们加快融入城市社会》的发言而来的,经测算,2010年安徽省外出务工人员1230万,其中80”后新生代农民工约为780万,占63.8%20117-11月份,团省委课题组在全省12个省辖市发放问卷1080份,深入有关厅局了解情况,并和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访谈,就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状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参考文献〕

[1] 碧水.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孤岛化〔N〕.中国青年报,2012-1-18

[2]周咏南 翁浩浩 方力.浙江代表委员共话农民工精神关怀――体面劳动  快乐生活N.浙江日报,2012-3-12

[3]郭嘉 蔡长春.新生代农民工隐痛:“睡觉”和“闲聊”N〕.人民日报,2011-12-21

[4]张慧新 胡海燕安徽省政协委员呼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N〕.人民政协报,2012-2-23

[5]玉娟.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体系N〕.中国青年报,2011-12-29

[6]沈晓武别让农民工文化建设“孤岛化” [OL]http:www.whxsm.com2012-3-23

[7]吕新雨农民、乡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之路J〕.读书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