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成际:历史、现状、未来――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研究的三个面向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2-01-20   浏览次数:3


                    丁成际

 

 

〔摘  要〕从历史上来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着相互认同、相互否定与相互融合的过程。从现实上来看,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融相济是二者关系的主流形态。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融相济的关系源于儒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向需要,也是充分发挥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双重要求。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做到相融相济,就学术层面来说,需要打破学科壁垒与学科知识所限来进行深度参与,只有双方实现了良性互动合作,儒学才能更好地实现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化。

〔关键词〕儒学  马克思主义   相融相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儒学现代化

 

 

儒学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占主体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二者同在中国社会里先后居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首先得面临在中国占主导思想的儒家文化,两者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

最重要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不单纯是学术问题,更是一个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关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问题。正确对待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只是事关如何看待传统的思想文化,事关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本土化即中国化,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等问题。两者的有效结合是中国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现代化建设需要理论指导,这个理论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又必须符合中国实际。为此,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儒学为主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实现中国化;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也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实现现代化。妥善处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既是儒学顺利现代化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推进的需要。

 

                   一、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何形态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到中国时便遇到的问题。人们围绕该问题所进行的争论构成中国近代以来思想发展史的重要线索之一。早在1986李泽厚先生就指出“除了马列哲学的中国化之外,在现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比较具有传承性特色和具有一定创造性的,就只能数‘现代新儒家’了”。[]可以看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皆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派别,二者在历史上究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关系呢?中央党校许全兴先生曾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历史关系进行了考察,将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末、本世纪初到1919年五四爱运动。这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去认同、比附,那时的中国人远不可能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本义,而只能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去理解它,解释它,并把它的某些方面比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第二阶段是自1919年五四运动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突、互相简单否定的阶段。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梁漱溟与熊十力与守旧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等人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守成,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排斥与否定的态度,认为“马克思要和孔夫子争席”,[]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持简单否定的态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二者发生尖锐的冲突。第三阶段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57年春。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既冲突又融合的阶段。这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他曾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宝贵的遗产”。[]第四阶段是1957反右斗争起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再一次凸现,甚至出现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阶段。这期间思想文化领域“左”的思潮很严重,从“破四旧”到“批林批孔”,持续不断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批判的态度。第五个阶段是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96年。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在更高基础上重新确立的阶段。此时占主流的倾向是既看到二者之间的对立又承认二者之间有结合的必要与可能,反对片面强调其对立或片面强调其融合。[]先生概括的虽说是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儒学是传统文化的主体,所以也道出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儒学与马克思义的相互交际的历史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较高的儒学素养。对此,江石满先生论言:“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伊始,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是从中国固有文化出发来理解、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皆读儒书出身,都有深厚的国学背景和修养,陈独秀如此,李大钊如此,毛泽东也是如此。”[]这一现象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文化上的亲和力”。 []从历史上来看,如果不囿于意识形态或党派性的争斗,那么我们就能看出:在哲学创造力较强的上世纪的3040年代时期,儒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融合为一的。在这场创新活动中,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曾在同时在一批具有儒学素养的哲学群体中相遇,这些人包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张申府、张岱年、毛泽东等人。他们出身于儒学生长的环境之中,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心向往之并学习之。从内容上来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义有相通之处的。张岱年先生指出二者相似之处有七个方面: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大同的社会理想。这七个方面其实又可以归为三类:哲学世界观、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三个方面。[]冯契先生的“智慧说”也论述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通融之处:“我们的理想是要使中国达到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统一、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统一的目标,也就是使中国成为自由人格的联合体那样的社会。”[]

自从1996年之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学界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排斥说”、“互济说”(“会通说”)、“并存说”、“综合说”、“主辅说”。“排斥说”明确提出了“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清华大学贝淡宁教授在《中国新儒家》一书中,极力赞同儒学、儒教的复兴,并从心理、经济、政治、哲学等方面解释中国儒家的复兴,自称之为“左派儒学”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儒家”,并激进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终结。[] “并存说”提出了“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二元化”的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儒学作为民族主体价值可以二元并存、相辅相成,不存在谁为主导的问题,二者之间有相互沟通与融合的可能。“综合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走综合创新之路,要求打破学科壁垒和各自独立自足地发展的状况,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对话、合作与融通,“综合说”内涵有互融互通的思想。“主辅说”是指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主要是从古今关系立论,从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立论,强调立足现实,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而又不割断历史,将有价值的历史资源转化为支援意识,古为今用。“主辅说”内涵有互融会通之思想。[11]

从上述可知,除“排斥说”之外,“互济说”(“会通说”)、“并存说”、“综合说”、“主辅说”都有相融相济的一面,其中“互济说”(“会通说”)比较明确地道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可以相容、相通、相结合,“合则两利,离则两伤”,这已然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主流之说。时至今日,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彼此理解、融会的趋势日益明显,儒学价值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儒家学者自身的双重充分肯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郭建宁先生[12]与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先生的论说都充分体现了这一趋势。郭建宁先生充分肯定了儒学在维护社会良知,弘扬人文精神方面,在遏制工具理性压倒一切,唯科学主义泛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盛行方面,在缓解人类面临的三大紧张,即人与自然的紧张、人际关系的紧张、人自身心灵的焦虑与紧张方面,将起到其他学说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是有发言权和影响力的重要角色。[13]郭齐勇先生则从更广的视域来讨论儒学: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潮对话,……。今天,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儒学之结合有广阔的前景。在经济全球化、多种价值观并存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儒学与自由主义有内在的紧张,但三者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结盟已是客观之大势。[14]儒学与马克思的互济互融已然成为学术界之主流。

               

                       二、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何以形成相融相济的关系

 

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融相济的关系成为今日主流学术话语的形势之下,我们要进一步追问二者何以能够相融相济呢?这是由于双方相互需要决定的:一方面儒学是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要为儒学的发展提供政治合法性支持以及先进的现代性理论资源。

儒学是马克思主义生存的文化基础。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即时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传统的影响是强大而深远的,是潜在无形的,生活在传统中的人们在不自觉中已经接受了传统,形成了无意识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真正的传统是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儒家孔学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学说、理论、思想,而是融化浸透在人们生活和心理之中了,成了这一民族心理国民性格的重要因素。……早已浸透在他们遵循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观念意识、思想感情之中。”[16]传统文化已积淀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动智慧,用一句老话说就是“溶化在血液中”。传统文化已经是一种现实存在,只要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它就将按照历史的逻辑继续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品格。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发展形成的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它在社会机体组织以及人们的心理深层结构中有着不可替换的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这些也已积淀为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和意识素质的因,它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为。美国学者伯纳尔也显然认为:中国人在接触到从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前,有自己的传统思想作为出发点的。……传统的大同思想,与五四运动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仍有不可分割的联系。[17]源自西方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开来,和厚重久远的中国文化为中国人提供的学理铺垫、心理预期、情感基础是分不开的。人民群众是传统文化的主要活的载体,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为人民群众所掌握。这样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天然的亲和关系。社会主义之所以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屹立不倒,甚至安然渡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际共运危机,也和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的这种天然的相通性不无关系。从哲学与宗教层面上来说,儒学是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的主要精神与价值理念,仍然是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依据,是当代中华的民族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之基础。具体生活在现代中的中国人,意识内涵中不免存在着儒家的影子或者说是“游魂”,儒学已经深入在人民的血液之中。在新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应积极汲取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促进自身的发展,特别是要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更好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效地发挥其指导作用。从研究方法来看,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既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也要深刻了解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便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深扎根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

儒学发展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儒学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是适应各个时期不同的历史情况而使自身的理论形态不断的演进的。汉儒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宋儒大量吸收了道家、道教和佛教的思想。由于历史的机缘和儒学自身的缺陷,儒学没有能够担当起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18]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中国如何尽快走上现代化道路以避免民族灭亡,成为当时中国最紧要的任务。儒学的泛道德主义的理论形态不利于科技和经济等因素的发展。在中国近现代,儒学的道德之“体”如果不经过改变,不还原为社会之“用”,那么在这一“体”的笼罩之下,中国的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变革、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就难以可能。在当代中国,儒学的困境与中国的现代化努力有着直接关系。儒学要适应现代化而具有现代性,应与马克思主义一样,与时俱进。新儒家三期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也早已阐述了儒学是具有开放性与无限超越性,儒学要吸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而实现当代的自我转化:“除了哲学的吸收外”(早期新儒学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主要着重于哲学的层面),新儒学必须从以下三个层次进行吸收,即超越的层次(吸收其对超越理想的执著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抗议精神),社会政治经济的层次(如马克思主义等),心理学层次(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19]传统儒家之解体与花果飘零固有其观念上的原因,但是不能否认制度的变替是导致儒家失去其安身立立命之所在的真正原因。在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治国方针,决定着国家的政治体制,制约着国家发展的方针政策,儒学现代化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政治合法性支持以及先进的现代性理论资源,儒学需要得到社会制度层面上的支撑。儒学要真正地复兴起来,只有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儒学之用才能更好地展开。

 

                      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融合

 

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融相济已然形成之下,面对未来,二者进一步相融相济如何可能?

从理论上来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融相济之所以可能,二者相互要采取宽容态度。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无论以何种路径复兴都不得不面对的基本情境。“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陆的儒学重建似乎越来越少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但并不等于说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儒学的重构中只是扮演了一个‘临时闯入者’的角色。就将来中国大陆的儒学重构而言,至少在相当时期内,马克思主义恐怕仍然是一个并非不相干的因素。至于说它能否扮演一个积极、正面的深度参与者的角色,则首先有赖于马克思主义自身能否在一种真正学术意义上得以重构从而真正参与到学术思想界话语的互动与交融之中。”[20]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对儒学采取包容的态度来汲取儒学的资源,立足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角度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自觉的区别意识形态与文化形态方面的问题与关系。同时,“如果儒学要成为现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就必须不仅能够对时代精神进行概括和总结,而且能够充当时代精神的塑造者。”[21]否则,就只能承认儒学在当前中国文化建设中作为“支援意识”的地位,而不能妄谈取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宽容态度要充分体现于学理的层面上,其能否能够理所当然地占据中国文化建设的主体地位也需要充分的学理论证,只有从学理层面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扎根的客观性、必然性和在当前及今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起的巨大建设性意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容相济关系还得体现于日常生活维度上,马克思主义如何从儒学中吸取普及化经验及其土壤,儒学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一种行为理念甚至在日常的生活层面接受它的指导。

 从现实情境上来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融相济,需要立足于发展的角度来处于好二者的关系。梁漱溟先生早已从坚持与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立足发展的向度思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22]新儒家三期代表人物林安梧先生也指出:不是儒学、道学与佛教冲击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整个大陆改革开放的过程,必然地遭受到冲击,也必然地遭受到冲击之后所带来的威胁,当然也因此有很大的挑战。……将来的问题将不会是能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儒家社会主义”或者用所谓“儒家社会主义”来提升甚至取代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些的理论问题,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中现实性最强的一个问题。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共同面临最大问题是:二者将如何共同面对现代化中国社会与后现代化中国社会的现实?[23]也就是说,如何寻找解决当代社会所出现的问题的理论?当代社会的需要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理论适合于中国发展?甚至当代中国如何共同面对全球化现实?如何用全球性的宽广的视野来看待问题?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共同需要提供解决上述问题理论,要满足当代中国发展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4]如果二者仅滞留于或过分于强调政治与意识形态化,这既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也发展不好儒学,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的需要而服务。

 

                        四、余论

 

处理好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既是理论的需要又是现实的要求。在今后一段时间,中国体制改革告一段落,稳定发展将是下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改革带来的激荡和各种矛盾的出现,使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可以更好地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平稳发展,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断的相融相济,而在学科分化与学术日益专业化的今天,学科壁垒越来越森严之日,二者会通如何可能?目前学术界存在一种现象,对儒学研究较深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则相对不足;而对马克思主义深有研究的人,对儒学又研究不够;导致或是站在自己的学术立场上各持己见,或是虽主张结合却是表面的、浅层次的结合,大大影响研究深度。如何在借鉴历史、把握理状与立足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如何从学术层面上有效地相融相济,进而进入到社会层面与政治层面的相融相济,这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学者们需要共同面对与破解的一个时代难题。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6年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6JZD0001:“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安徽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与安徽大学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资助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暨安徽大学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副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联系电话:18655176072,电子邮箱:ding_chengji@yahoo.com.cn,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九龙路111号、安徽大学社科楼B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邮编:230601;或者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邮编:430072

 



注释: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见《饮冰室合集》第五卷 ,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 47 页。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版499页,参见文《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崔龙水 马振铎  主编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121 页,参见许全兴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之历史考察》。

[]江石满:《新领域、新视角、新观点》,载《江淮论坛》1999年第1期。

[]江石满:《新领域、新视角、新观点》,载《江淮论坛》1999年第1期。

[]崔龙水 马振铎  主编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参见书中刘宏章的文章《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

[]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40页。

[]《丙戌阳明精舍之行―蒋庆等人谈儒学当下发展路线》,载《儒学联合论坛》200694

[]贝淡宁:《中国的新儒家》,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中文版序。

[11]方克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载《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11期。

[12]郭建宁先生早在1997年《开放时代》中发表的文章对儒学这样评价道: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儒学足以继往,但却难以开来。儒学既没有产生现代化,也难以与现代化接通,这是儒学现代转换陷人困境的根本症结所在。在他看来,儒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它是与皇权政治、小农经济相生相伴的,是同今天的工业文明在总体上尖锐冲突的。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随着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瓦解崩溃而遭到破坏,是必然的。儒家文化整体结构的破坏表明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形态对现代社会发生作用已不可能,但是其局部功能并未完全丧失。见其《开放时代》1997年第3期题目为“儒学现代转换的困顿”之文章 。在2010年,也就是事隔13年之后,他从正面积极地肯定了儒学当代价值。

[13]郭建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建设共有精神家园》,载《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14]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16]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页。

[17]伯纳尔著  邱权政,符致兴译:《1907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前言第11页,正文第1页。

[18]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354页。

[19]《杜维明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6970页。

[20]彭国翔:《全球视域中当代儒学的重构》,载《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2期。

[21]张志伟:《“断裂”与“兼容”:儒学复兴面临的困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2]黄寿松:《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三重向度―对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一种新解读》,载《福建论坛》2010年第6期。

[23]林安梧 陈占彪:《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应该有一个重要的接榫点―“后新儒学”建构者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林安梧先生访谈》载《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9期(上)。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