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爱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纲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2-01-17   浏览次数: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纲

方爱东

【内容提要】价值观内蕴于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制度之中,是社会主义的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具有一致性和同质性,又各有侧重、有所区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般”与“具体”之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般”是马克思对人类发展规律的揭示中所展示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在当代中国表现为“以人为本”、“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观和中国传统价值观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三重维度。

【关键词】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作者方爱东(1963― ),安徽大学政治学系、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教授(安徽合肥  230039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时代课题。而理论要想进入实践领域就必须要有实践的形态。当代中国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追求,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下研究、提炼和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价值与价值观:社会主义的内核

价值观是研究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但长期以来,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得到了高度的重视,而价值性遭到忽视或有意无意的回避。这既造成了理论上的严重缺失,同时也导致实践中的重大失误。其实,价值观内蕴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运动和制度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无论是社会主义理论、运动,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是追求着社会主义价值及其实现。

价值观始终与价值密切相关,有价值的存在,才会有关于价值的认识,即价值观。人总是要过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人的活动实际上是追求和创造价值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究竟什么是“价值”?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并且“人在成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进行评价,赋予它们以价值或使它们具有‘价值’属性”。[①]马克思这一从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角度来思考价值问题的思路给予我们以方法论的启示,价值是一种客体属性对于主体需要的特定关系。人类的活动总是伴随着价值问题,这就决定了人在反复的实践和认识中,必然会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人们关于某类事物的价值的基本看法、总的观念。价值观念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价值观念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观念。人类实践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价值观念就是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对人的需要、能力认识的有机整合基础上形成的实践观念。价值观念与事实认识不同。事实认识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告诉人们事物是什么。而价值观念是在事实认识的基础上,联系人们的目的、需要进行统筹考虑,判断事物是否有价值,在多大的程度上有价值。价值观念综合性地把握了三方面的因素:客体的本质、主体的需求以及主体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应该”。所以,价值观念是理论与实践沟通的桥梁,它给我们的行为提供基本的准则:做既合规律的又合乎人类需要和目的的事。

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一种运动、一种制度,同时也是一种价值观。从起源上看,社会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价值理想提出的。首先对资本主义发起批判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价值性的根本否定,正是对未来一种新型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从价值性层面的肯定,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把社会主义的价值展现在人们面前。但空想社会主义理解的社会主义价值具有两大缺陷:一是它把社会主义价值理解为“人性的复归”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不是某个阶级(无产阶级)而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人。二是空想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归结为一种纯粹依赖于天才人物去发现的绝对真理,而不是一定客观物质条件的产物,其认识不到客观物质条件对社会主义价值实现所具有的重要性。无疑,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价值的理解显示了其空想的一面。但是,仅就价值理性立论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被否定,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本身的意义被取消了。价值是与人有关的,与人的需要、态度和评价有关的。它形成、存在于客体与主体的特定关系之中。价值所肯定的内容是指客体对于一定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适应和一致,凡是能适应主体的需要及其发展的那种客体,对于主体来说就是有价值的。社会主义是适应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摆脱资本的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的需要而提出和建立的。所以对于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来说,社会主义,无论从一种理论、运动还是一种制度来说,都意味着一种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与他们的解放息息相关的根本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过程中,并没有消除价值、伦理的因素,而是在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展开了价值理想的追求。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基于历史运动而生成的社会主义价值深藏于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制度之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指导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确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构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价值。首先,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展开。理论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人类全部“生活活动”的目的是使世界发生合乎人类需要的改变,创造一个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有意义、有价值的世界。因此,任何理论总是试图从事实反映走向价值意识,以不同的方式揭示和创造价值,表达着某种价值观。因此,克利福德•格尔茨说:理论是“指文化的那个积极地关注建立并保卫修养与价值模式的部分。”“社会科学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真正的非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概念”。[②]社会主义理论学说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严重异化现象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秘密的无情揭露,无不包含着一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性的论证,既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合理性的价值诠释,又是依据这种价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设计。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主体力量的探寻、论证,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实现的途径、条件的探讨和说明。社会主义理论总是内蕴着其价值观,是其价值观的展开。其次,社会主义运动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自觉。人的活动既要遵循客观规律,也要符合自己的需要和目的。人是在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活动的,追求着价值、创造着价值,也创造着历史,历史活动本身也就体现为一系列价值的追求、创造和实现的过程。马克思曾指出:“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③]这里所说的“目的”就是价值目标、价值理想。社会主义运动的显著特色在于,它是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自觉。社会主义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在价值驱使下的自觉运动。这里的自觉不仅是人对历史规律的一种认识自觉,也是人对自身和历史的一种价值自觉。社会主义这一美妙的词语吸引着众人信奉它、崇拜它以至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它,但是,就像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以至于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不同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就使社会主义运动方向呈现明显的差异。再次,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体现。制度和价值观都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在人的活动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和价值观有着内在的关联。一方面,制度内涵着价值理想。任何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围绕着一定的价值理想来展开的。另一方面,制度内涵着价值规范。规范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总是与价值观密切相关,规范是在一定的价值观的支撑下确立的,而确立的规范又是在约束、牵引人们的行为指向一定价值观,实现某种价值理想。如一个社会认为劳动优先、劳动至上,那么尊重劳动、尊重劳动的主体――广大的人民大众就会成为它的制度规范。因而,社会主义是一个由不同方面构成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内核,内蕴在理论、运动和制度之中,理论、运动和制度是其表征或存在方式。

二、“体系”与“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炼

每一个社会都有其赖以支撑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但没有论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

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致性和同质性。两者都属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范畴,受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两者是对同一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问题的两种不同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框架体系,即“马克思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值体系的这四个基本内容,相互承递、有机统一,构成一套多层次、多角度的价值体系,分别从指导理论、奋斗目标、精神支撑和道德准则等不同层次上,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完整的价值参照系和建设标准。在这个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框架体系之中,既然四个方面的内容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整体,那么显然就应该存在把四个方面的内容都可以联系、贯通起来的核心价值观念。因为“从价值的本质、价值的作用到价值的创造、价值的认识、价值的实现,其中每一个部分都离不开价值观念和对一定价值观念的看法。”[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的、包含丰富内容的价值体系,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最根本的观点和最概括的表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灵魂。它最集中、最鲜明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诉求,是指导社会成员价值选择和行为取向的基本标尺。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又各有侧重,有所区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融汇了最高价值、核心价值、基本价值与具体价值的有机统一整体,是一个包含丰富内容的多层次的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只有那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道德规范、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的价值观,才能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⑤]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基础,没有核心价值体系就没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升,是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的共同指向,没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就没有灵魂,就失去共同的目标,就会显得庞杂、分散而不集中、不精炼。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大厦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大厦的观念模型和崇高理念。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是一体两面。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先进人物或政党在自己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必然要凝炼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根据社会的具体状况,制定该社会的奋斗目标,以达到凝聚社会成员的目的。

凝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凝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群众中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十分丰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荣辱观也需要更进一步的阐释,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如何才能使人民群众更易于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和实质?要解决这样一个实践上的难题,就需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高度凝炼,概括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出一以贯之而又简明精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易于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和接受。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共同富裕、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集中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又简洁明快、朗朗上口,容易为群众所理解、所接受。其次,凝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国际论域中的竞争力和软实力。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国根据时代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但是,大国的崛起往往会触动原有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和运行秩序,引起一些国家的疑虑甚至排斥。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更难得到西方世界的理解、认同和接受。所谓“中国威胁论”、“文化冲突论”甚嚣尘上,一些西方大国不遗余力地推行价值观外交,目的之一在于遏制中国的发展,同时也是以西方的价值观影响和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实际上,中国的崛起不仅在于硬实力,而且需要软实力的崛起。软实力既表现在政治制度层面,更渗透在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之中。因此,软实力的崛起不仅需要制度崛起,而且需要核心价值观的崛起。西方的政治制度的创新和确立,是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以及新价值观念的确立为前提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所有这些价值观念大大激发了西方世界的封建枷锁,使欧洲社会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制度的革命性改造。今天,在国际价值观竞争中,西方国家仍然占据强势地位,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我们应该吸取西方在价值观构建和宣扬方面的经验,努力凝炼、构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以利于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国际论域中的竞争力和软实力。最后,凝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在统一性,增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庞大、丰富的内容中如何体现其“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最根本的观点和最概括的表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灵魂,最集中、最鲜明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诉求,是指导社会成员价值选择和行为取向的基本标尺。因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所包含的最基本、最本质的价值取向,凝练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强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统一性。

三、“一般”与“具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蕴含着层次多样、内容丰富的价值观念,比如富强、民主、文明、公平、公正、忠诚、爱国、改革、创新、发展、团结、和谐等等。这些价值理念,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但什么才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还是有多个?

 “核心价值”不同于“基本价值”。西方社会主义学者常常将基本价值与核心价值混同,其实更多谈到的是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左翼学者强调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实现超越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人的解放和消除异化;资本主义改良倾向的学者,如美国的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iderick Jameson,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认为,社会主义要为每个人提供自由的存在和发展真实的个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从抽象的伦理原则出发的学者,如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夫・皮尔逊(Christopher Pierson)将社会主义珍视的价值综合为:平等、公平、自由、自治、社会公正和充分就业等。近年来,我国理论界一些学者,也显示出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浓厚兴趣和竞相阐述,和谐、平等、效率、公正、共富、自由、民主、互助都被纳入研究的视野。应当说,在价值观念体系中,不同的价值观念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有基本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之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起指导作用、从最深层次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这一根本问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具有根本性和唯一性。如果核心价值有多个,也就失去了“核心”的意义。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则是对社会主义是否具有某种价值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念,是迄今为止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的集合体,是各种社会主义原则的泛化抽象,是一个相对多样的、变化的概念。在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由于社会主义成熟程度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必然决定了人们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具体目标的阶段性差异。因此,社会主义基本价值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社会主义有许多重要的价值观念,但不能都笼统地称之为核心价值观。至少要符合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在要求才能进入核心价值观范畴:一是它们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为后人不断发展了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中占具重要地位。二是既容纳继承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价值,又区别于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反映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三具有久远的作用和影响、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和未来。我们认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是马克思竭其毕生精力完成的对人类发展规律的揭示中所展示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终极价值目标,只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正因为此,189413,意大利友人卡内帕给恩格斯写信,请求他为即将在日内瓦出版的《新纪元》周刊的创刊号题词,而且要求尽量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区别于伟大诗人但丁对旧纪元所作的界定即“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恩格斯在回信中指出,马克思是当代惟一能与但丁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对卡内帕的要求恩格斯指出,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⑥]。社会主义其他基本价值诸如自由、民主、效率、自治、人权、博爱、福利、互助等虽也包含人类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共同的美好理想,并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中的巨大社会变革和人类进步中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在其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中,这些美好的词汇常常在被抽象化后以普遍和公平合理的形式充当西方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世界霸权的工具。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它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必须继承的价值目标,但由于它包容的东西太多,不足以在价值观上说明和反映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和取代物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有层次的、逐步推进的,有“一般”和“具体”之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一般”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理想和目标。这一终极价值理想和目标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人类所指明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充分发达、财富充分涌流、没有压迫和剥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每个人都得到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般”。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般”又表现为社会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是指人们在社会主义不同历史阶段上对社会主义具体阶段目标的最根本、最核心的观点和看法,它与社会主义不同阶段的奋斗目标密不可分。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其社会主义成熟程度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具体不同,必然决定了人们在社会活动过程中具体目标的阶段性差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是具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般”必须依托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贯穿在社会主义运动、建设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之中,通过不同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的演进才能最终展开、实现。每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般”,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具体目标,采取更加符合人们实际需要的价值表现形式,化社会主义理想价值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同阶段的现实价值,使之为社会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人们所认可和接受,以利于指导社会的各项具体实践活动,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离开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般”的指导,放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般”,各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就会很容易迷失方向,甚至会丧失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般”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具体”是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如果说,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般”,那么,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就是“以人为本、共同富裕、公平正义”,它们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的要求,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般”的现实展开和最终实现手段,三者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角度的体现。201031410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与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就指出: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三者不可偏废。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⑦]

第一,“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以人为本”,从哲学意义上讲,就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本、为根本目标;从现实发展的价值定位意义上讲,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发展的物质文化需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科学地表达和体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的逐步实现,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不断地以人为本、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的必然结果。

第二,共同富裕的核心价值目标。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前,共同富裕之所以只是一个美好的期待而不可能变成现实,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区别所在,也是现阶段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其现代化的结果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应该是共同富裕。

第三,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者的一贯主张和奋斗目标。社会主义者历来把公平正义作为自己的主张和未来理想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温家宝总理在2007316日记者招待会上讲:初级阶段中,我们要实现两大任务: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准则。二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只有公平正义的不断实现,才能使社会各方面利益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才能得到有效缓解,才能真正构建和谐社会;只有不断构建和谐社会,才能使社会公平和公正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

四、继承与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维度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需要一定历史和现实的资源。除了社会主义价值观自身的历史传统之外,资本主义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历史的和生态的前提,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维度。正是在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继承、批判与超越中,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会逐渐生成,并展现出其自身的某种内在逻辑。

一、以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渊源的理论基础之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等待我们去发现的某种先验存在,而是基于历史运动客观规律的人们价值探索的一种自觉建构。与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过程相一致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发展及其成果构成了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流变过程,表现为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革命到建设和改革的转换。对平等、劳动、幸福、人全面发展的热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构成了空想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点。在社会主义价值学说史上,空想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其鲜明的批判性彪炳史册,具有巨大的进步性和积极意义,但科学理性缺失是其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体系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性内容。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性,并不表现为舍弃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而是表现在,它从人类历史的实际发展中提出价值理想,并且科学地论证了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途径、手段、主体力量等等。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实现社会公众平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要素,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逻辑生成的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体现了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辩证统一。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既有理论贡献又有历史局限。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扬弃了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以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和文化革命为骨骼的列宁的“政治遗嘱”,形成了列宁建设物质基础、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观;建立新型民主制度、由人们自己管理社会和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以及造就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新人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列宁开启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也即开启了落后国家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的新思路。继列宁之后,斯大林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20世纪30年代,他亲手创建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又称斯大林模式)。斯大林高度关注社会主义价值目标,重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实现的物质基础,但没能保持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科学与价值、手段与目的之间的适度张力、相互的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具体来说,为人民服务、社会平等、共同富强、人的全面发展等,构成了毛泽东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内核;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构成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点;重视价值理想实现的物质基础、崇尚道德建设、以人民利益为旨归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而“为谁发展”、“怎样发展”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观内涵。与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发展相交织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价值理想与其实现的现实基础的关系问题的演进,是社会主义科学性与价值性、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历史观从相互统一到相互分离再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

二、以资本主义价值观为高度的人类社会基本价值之维

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逻辑前提,因而,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分析也就成为建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逻辑前提。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离开了对发达资本主义文明与价值体系的批判性解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就达不到应有的高度。

资本主义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之前人类文明的最高成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映,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如卡林内斯库所说:“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可测度的时间,一种可以买卖从而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可计算价格的时间),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的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所有这些都以各种不同程度联系着迈向现代的斗争,并在中产阶级建立的胜利文明中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保有活力、得到弘扬”[⑧]资本主义价值观突出个人的主体地位和利益,追求功利,强调平等、法治与民主,崇尚理性以要求人们摆脱对宗教的、自然的、社会的、国家制度的等各种外在权威的束缚,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如果抛开功利、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的资本主义性质,它们是人类持久追求的价值目标,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合理性却又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合理性,它本身暗含着重大的缺陷。如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资本主义价值观偏执一端,片面突出个人的主体地位,割裂了个人与社会的现实的与历史的关系。资本主义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但这种自由和平等掩盖了人们在财产占有和利益上的差别和对立。实际上正是这种差别和对立的存在,资本主义形式上自由和平等的民主政治制度才得以建立。

三、以儒家价值观为主导的中国传统价值之维

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传统,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除了必须对资本主义价值观进行批判和超越,也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超越。以儒家价值观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是在对天人、群己、义利、理欲关系的关注中逐渐展示自己的价值理念,并在儒、道、墨、法、佛诸派的价值原则中取得了自觉的形态。可以说,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特质是一个处处显示着双重特性、双重作用的矛盾统一体,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具有双重意义的遗产。中国传统价值观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关系等方面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不仅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当代价值。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敬天顺天、珍惜生命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现了对于主客体关系的辨证思考,展示了一种高度的生存智慧。这种智慧,在当今世界的现代性危机面前,对于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生态平衡,避免两者的尖锐冲突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注重群体价值,突出“义”的普遍性,维护国家利益、整体利益的价值理念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促进社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仁爱、和谐、忠恕的价值理念突出了对人与人关系重视,表现出在协调人际关系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有助于形成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为我们当代社会化解人际间的紧张冲突提供了重要资源。中国传统价值观强调道德自觉和自身修养,有助于个体人格的完善和理想人格的形成。因此,我们应看到中国传统价值观之于现代的意义和价值,积极合理地汲取传统价值观中的合理因素并进行当代转换。

但是,作为文化核心的价值观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封建社会,不能不带有那个社会的历史局限性。中国传统价值观就其整体性质而言,是与农业文明和封建社会的宗法等级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就其内容而言,存在着内部的矛盾和不可克服的缺陷:其一,中国传统价值观推崇德性价值,赋予道德以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价值取向与重义轻利的原则相联系,导致了对工具理性的相对抑制,也因此导致对自然的轻视,阻碍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成为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二,中国传统价值观重义轻利,以义为利,义以为上,忽视个人利益,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种价值取向不仅难以形成发达的功利意识,而且容易抑制合理个人利益的追求,表现出某种道义论(义务论)的倾向,不利于现代社会经济利益的发展。其三,中国传统价值观强调群体价值,即家族、国家、民族的价值,提倡个体价值从属于群体价值,仅突出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个体自身的价值、权利被边缘化了,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整个社会难以形成、确立民主的意识和精神。

总体而言,中国传统价值观是在封建小农经济、宗法血缘、专制政治土壤中孕育而成的,不可避免地,其核心内容和价值取向是为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服务的,其中某些合理因素必须实现现代的转换才能加以利用。作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符合时代要求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自发地产生,必须对中国传统价值观进行改造与提升。实现对传统价值观的整合与超越,是确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以建构的基本路径。

 

 

参考文献:

[1]吴向东:《重构现代性――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韩震:《从体系建构到观念的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初论》,载《2008学术前沿论坛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纪念改革开放30年论文集》(上卷)。

[3]侯惠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第二次飞跃》,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7期。

[4]李崇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观念到现实的思考》,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5]方爱东:《科学与价值:列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读》,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

[6]徐国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辨微》,载《兰州学刊》2008年第1期。

 

A  study  on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Fang Aido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uhui University

Abstract:The values, which are the core of the socialism, are inherent in the socialist theory, movement and system.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not only have consistency and homogeneity, but also have their own emphases and differences.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re divided into “general” and “specific”. The “general”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s “human’s fre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which is showed in the laws of human development by Marx, while the “specific” of it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people-orientedcommon prosperity, equality and justice”. The scientific socialist values, the capitalist values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values constitute the triple dimens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values, socialist core values,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研究”(06JA710001)、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研究”(AHSK05―06D01)的阶段性成果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06409页。

[②][]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27623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36页。

[④]袁贵仁:《袁贵仁自选集》,北京:学习出版社,2007年,第324页。

[⑤]戴木才、田海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要深化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9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89页。

[⑧][]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