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微信视域下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

发布人: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  发布时间:2017-05-15   浏览次数:11


微信视域下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

刘 勇

(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摘要: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要想实现与提升话语权,主流价值观话语如何实现有效传播是极为关键的问题。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微信为其传播既提供契机,也带来挑战。微信能够提高其传播的有效覆盖面,也能够增强其传播的吸引力、亲和力。而微信信息传播者与受众由于媒介素养不均衡,会使主流价值观话语有被娱乐化、庸俗化传播的风险;微信信息传播的超国界性、高自由度,也会加大其传播的外部风险。要想使主流价值观话语能够在微信平台中得到有效传播,一是建立微信信息传播者与受众的媒介素养全面提升机制;二是把握微信信息传播规律与特点,建立主流价值观话语表现形式的优化机制;三是建立以法律威慑为中心、技术操控为支撑的微信有效监管机制。

关键词:微信;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媒介素养


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同时也体现了多数民众的“价值公约数”。随着我国国家硬实力不断增强,与之相应的,也要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文化的最深层次是价值观。实现与提升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的显著标志。而主流价值观要想实现与提升话语权,一方面需要加强话语内容的创新,注重言说方式的优化,另一方面也需要重视话语传播渠道的拓展,尤其要重视对媒体平台的运用。而自从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出现之后,我国社会的信息传播生态发生了显著变化,社会舆论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尤其是微信平台,它已成为目前最常用的信息交流平台之一。分析微信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的关联性,探讨主流价值观话语如何运用微信平台实现有效传播等问题,颇具现实意义。


  1. 内涵与特征:微信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的概念界定与关联耦合

(一)微信的概念与特征

微信是腾讯公司开发的一款基于移动终端通讯设备的应用APP软件。自2011111日开始运行以来,用户量增长迅速。截止2015年底,根据腾讯公司的数据,微信和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已经达到6.97亿。因此,它是当前国内最受欢迎的信息交互工具之一。在微信平台中,传播者与受众对等性较强、信息传播渠道也多样化、传播形式具有生动性、强关系传播特征也明显。此外,朋友圈还有信息过滤机制。

具体来看,传播者与受众的对等性较强是相较于传统媒体信息传播而言的,在新媒体平台中,尤其是微信平台,信息双向、非线性流动明显,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能够实现良好的互动。传播方式生动性是指在微信平台上用户传播信息,除了可以是话题内容的相关文字外,还可以图文并茂、甚至用相关的音频或视频来加以呈现。所谓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主要体现在微信的信息可以通过微信好友、朋友圈以及公众号等多种渠道进行传播。而强关系传播体现在微信信息的传播是以熟人、朋友等为基础的,能够实现即时、交互式的传播。所谓朋友圈的信息过滤机制是指微信用户基于对朋友圈之间的“结构性连接”(即圈与圈之间相交的部分,是信息过滤屏障与流通出口)的把握,对累积在朋友圈场域中的各种信息,通过自我的选择与筛选,及时清楚一些粗俗、不良的信息,使之难以实现跨圈传播的机制。总之,微信的传播优势是极为显著的。但是由于微信的注册门槛低,使得用户具有庞杂性,再加上信息传播的高自由度,也使其具有不少局限性。

  1. 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的概念与特征

话语这一概念,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定论。就其词源来看,源自拉丁语“discursus”,具有表达、言说、阐释之义,是一种极具现实实践性的言语符号。而要想了解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的概念与特征,首先得把握主流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它具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终极价值目标、“党的十八大概括的24字”核心价值观以及涵盖社会各具体领域的基本价值观这三大层次。因此,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是复合型的话语模式,它是终极价值目标话语、核心价值观话语以及基本价值观话语的有机统一。它以语言符号为外在表现形式,以主流价值观为内在价值旨归。因此,它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概括而言,它可以定义为在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建设实践中,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下,依循一定的方法论原则,借助于多种传播技术与手段,以实现特定的主流价值观宣教目标的言说行为或行动。

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的特征是极为显著的。它具有科学性、价值性、以及人民性的特征。所谓的科学性是指主流价值观话语既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以及现实合理性。所谓的价值性是指主流价值观话语在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理想为最终价值指向。所谓的人民性是指主流价值观话语是反映多数民众吁求、体现多数民众眼前与长远利益的话语。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无论是概括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话语,还是集中体现国家繁荣富强、文明和谐等理想目标的“中国梦”话语都充分展现其人民性的特性。

(三)微信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的关联耦合

在新的传播环境下,主流价值观话语与微信具有高度的关联性。首先,从主流价值观话语的角度来看。主流价值观话语要想实现其特定的功能与目标,必须要借助一定的平台或渠道。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新媒体的传播优势日益明显。因此,主流价值观话语要想实现良好传播效果,必须要积极运用新的传播技术与平台,而微信正是新媒体中的典型代表,极具传播优势,微信的一些传播特性甚至高于微博。比如微信的用户主体往往更加年轻化、微信的信息传播具有即时性特点,而微博的信息浏览,则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具有延时性特点。而对于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而言,年轻人是极为重要的受众。微信的即时性传播优势,也有利于主流价值观话语实现快捷传播。因此,对于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来说,微信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传播平台。其次,从微信的角度来看,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中,各种新媒体层出不穷,而且彼此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微信由于是现代广受欢迎的移动终端通讯软件,积极传播主流价值观话语、传递社会正能量,也能够增强其在新媒体领域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1. 契机与挑战:微信视域下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的现实境遇

微信对于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的覆盖面扩大、亲和力和吸引力的增强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另一方面也使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微信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提供契机

  1. 传播者与受众对等性增强、信息传播渠道多样化:有利于扩大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的覆盖面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电视、广播、报纸等官方媒体平台作为传播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主要阵地。它们通过发挥舆论导向、文化传承与弘扬等功能,是社会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的“助推器”。而传统媒体,信息传播呈现出由上而下的单向、线性特点,受众往往只能被动的接受,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存在某种不对等性。但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去中心化、碎片化、分散化、个性化的特征日益明显。受众对于信息传播有了新的需求,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若仅依赖于传统媒体,有效的覆盖面是难以扩大的。

在微信平台中,由于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对等性日益增强,使受众对于信息从被动的接受进一步转化为主动的接收,并增加了信息实现再分享、再传播的机率。此外,由于微信的信息传播主要依托于移动通讯终端这一“母体”,信息可以通过微信好友、朋友圈以及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实现便捷传播。可以说,只要具备一定的网络条件,微信的信息传播者就可以将自身的思想、观点、以及价值观透过移动通讯终端进入整个互联网平台,即时实现好友内信息传播、微信朋友圈的群体化信息传播、以及公众号的大众化信息传播。而且,微信能够实现与腾讯微博的传播互动,使微信内容具备在微博上实现二次传播的可能性。因此,主流价值观话语若要借助微信平台进行传播,必然有利于实现覆盖面的进一步扩大。

2.强关系性传播:有利于增强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的亲和力

缺乏亲和力,一直是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亲和力的高低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传播主体之间是否熟悉、是否具有信任感是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微信的强关系传播的特性,有利于增强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的亲和力。前面提到微信具有强关系传播的特性,信息传播是以熟人、朋友为基础的。而它为何以之为基础?为何有利于增强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的亲和力?要想破解这些问题需要深入分析微信传播的渠道。微信的信息传播尽管有微信好友、朋友圈以及公众号等三种渠道,但在这其中,微信好友的传播是基础。微信好友基本来源于手机号码通讯簿、QQ好友以及陌生人等。前两大来源群体构成了微信好友的主要部分。前两类群体往往也是微信用户本人最为熟悉、最为亲密的。因此,在微信的信息传播的受众中,熟人交际圈里的成员是最基础的部分。大体而言,熟人交际圈里面的成员往往存在着某种血缘关系、共同的价值信仰、共同利益关系、共同兴趣爱好或相似人生经历。熟人交际圈中的成员之间可以借助于语音、视频、图片、文字等多种方式进行广泛的交流与联系,并且相互评价朋友圈的信息内容,使得信息的传播极具人情味、亲和力。因此,若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者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必然能够增强话语传播的亲和力,也使相关话语内容更容易被受众所接受与认同。

3.朋友圈的信息过滤机制运行、信息传播方式的生动性:有利于增强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的吸引力

在微信平台中,朋友圈也是极为重要的传播渠道。微信平台的朋友圈传播链是“一对多”样式,并通过发散式网络进行传播。因此,它本质上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发散式社会交往圈。在这一社会交往圈中,众多的热点话题往往就会被投射于这一场域,使得相关的话语就会出现不断累积的局面。而微信可以通过信息过滤机制筛选、过滤、清理一些品质低劣、内容粗俗的话题,而保留一些优质、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的话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微信话语场域中,这些反映多数民众利益与需要、品质较高的话题就保持了在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主流价值观话语是极具“正能量”的话语,因此,主流价值观话语倘若借助微信朋友圈平台进行传播,自然容易通过“信息过滤机制”的检测,并逐渐成为重要传播话题。此外,通过信息过滤机制的检测与过滤,也能够淡化在话题内容背后的背景因素,减少权威人物以及相关力量对话题的干扰与影响,使话题的内在魅力能够逐渐散发出来。而且由于微信的信息传播往往是图文并茂、音文并茂,甚至视频与图文相结合。因此,对于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而言,若传播者精心传播优质的话语主题,并运用这种生动的传播形式,必然有利于拉近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的吸引力。

(二)微信使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面临严峻挑战

  1. 微信信息传播者与受众媒介素养不均衡:使主流价值观话语有被娱乐化、庸俗化传播的风险

何为媒介素养,学术界观点不一。它主要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2]。就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而言,既需要有对主流价值观话语具有充分理性认知力的传播者,同时也需要有较强吸收力、理解力、领悟力的受众。这些种种能力都与媒体素养有直接关联。而当前由于微信平台的注册门槛较低,旨趣各异的各类人群都可以申请注册,因此,微信用户的成员结构日趋多元化。若从职业的组成来看,包含政府官员、商人、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学生、自由职业者等。若从阶层分布来看,既包含富裕阶层、中产阶层以及低收入阶层。受这种成员多元化的影响,加上受教育水平不同、认知水平以及所处环境的不同,使得微信信息的传播者与受众存在媒介素养不均衡的现象,它集中表现为传播者与受众信息的创造力、选择力、理解力等能力良莠不齐。受此影响,微信的信息传播者为了使传播的信息能够有效扩大,发布的信息往往是较为通俗化、娱乐化的。一些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甚至发布较为低俗化、庸俗化的信息。而主流价值观的话语由于是科学建构而成,极具理论性、科学性,在微信媒介素养不均衡的传播现状下,主流价值观话语的这种理论性、科学性有可能被消解,使之有被娱乐化、庸俗化传播的风险。

2.微信信息传播的超国界性、高自由度:加大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的外部风险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早已积极运用新媒体技术来传播本国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美国著名学者安德鲁·查德威克曾针对新媒体说道,它已经成为“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3]微信作为中国国内新兴的新媒体传播平台,依托于移动通信终端,因此,信息可以通过相关的系统与平台实现无障碍即时性传播、跨地域式传播,因此微信信息传播具有跨国界性以及高自由度。随着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西方不少社会思潮以及价值观话语纷纷传播或渗透到中国。而话语的传播往往具有隐蔽性,“话语看似纯粹是思想的表达形式,其实是经过选择和包装的历史内容;不同的话语,展示了不同的世界面貌,而‘流行话语’则往往隐藏着话语霸权。”[4]一些经过“正能量”外壳包装的话题或信息也通过微信传播开来。比如前几年在微信朋友圈所广为传播的“哈佛大学校训”、“西点军校军规”等话语信息,表面上看充满着正能量,实际上背后却隐藏着西方价值观的渗透。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若借助微信平台进行传播,中国话语必然会与这些西方价值观话语发生博弈与交锋。而西方话语由于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作支撑,也有垄断国际话语霸权的优势,话语传播与渗透的技巧往往较为多样,因此,直接地正面交锋,主流价值观话语并不具备显著优势。另外,我国的微信发展由于起步较晚,微信的信息控管能力相对薄弱,微信的网络安全仍然具有漏洞。西方国家也可能会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来诋毁、扭曲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因此,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要借助微信平台进行传播,传播的外部风险会加大。


三、思索与应对:微信视域下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如何实现有效传播

由于微信对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而言是契机与挑战并存,因此,要想使主流价值观话语在微信平台上实现有效传播,既要积极抓住这些契机,同时也要勇于回应这些挑战。对此,需要建立微信信息传播者与受众的媒介素养全面提升机制;要把握微信信息传播规律与特点,建立主流价值观话语表现形式的优化机制;要建立以法律威慑为中心、技术操控为支撑的微信有效监管机制。

(一)要建立微信信息传播者与受众的媒介素养全面提升机制

微信平台中的用户媒介素养由于具有不均衡性,使得主流价值观话语有被娱乐化、庸俗化传播的风险。因此,要想使主流价值观话语在微信平台上实现有效传播,首先必须要建立微信信息传播者与受众的媒介素养全面提升机制。通过全面提升微信信息传播者与受众的媒介素养,有助于减少低俗、粗暴、血腥等负面信息在微信中的传播,有助于从总体上提高用户对信息的辨别力与理解力。这些都是主流价值观话语得以实现更好传播的重要条件。对此,需要重视以下两大方面:

由于微信用户极为多样化,而且年轻人群体是主力军。因此,对于媒介素养提升机制的构建来说,从教育入手最为根本。要将媒介素养课程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使媒介素养教育成为公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欧美发达国家早就重视媒介素养的相关的课程教育,并建立了相应的评价体系。我们必须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相关经验重视媒体素养教育。同时也要发展媒介素养的教育机构与组织,加强相关的宣传与教育活动。其次,微信信息的传播者和受众要积极转变观念,自觉提升媒介素养。由于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者中人民群众是最基本主体,因此从理论上看微信用户都可以成为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者。因此,用户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注重独立分析研判能力的培养,力求减少或摆脱媒体舆论的控制,坚持真实性原则以及独立性原则。尤其是微信的海量化信息中,不乏西方普世价值观话语,往往充满蛊惑性、煽动性以及隐蔽性,用户必须要提高理解力、鉴别力。此外,各级党员和领导干部由于是主流价值观话语最主要的传播者,目前,很多党员和领导干部开通微信。这类群体要更加注重提升媒体素养并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积极运用微信平台传播社会正能量。

  1. 把握微信信息传播规律与特点,建立主流价值观话语表现形式的优化机制

微信的信息传播具有点对点的私密性,使信息能够精准抵达。它着眼于点对点的精确定位和信息投放,是一种非多级链式单向性的传播过程,而多个单向传播借助不同圈层实现相互勾连和横向扩散传播,使得同一议题能在较短时间差内通过不同圈层展开信息的传播与讨论。[5],而前面提到微信朋友圈具有信息过滤机制,从长远来看,只有内容品质优良的信息、信息才能被保留下来,保持在场的稳定性。而微信由于用户多样化极为明显,在新媒体环境背景下,受众往往期盼信息能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因此,信息要想实现有效传播,仅有精致、有价值的内容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有丰富的表现形式。

前面说过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是复合型的话语模式,极具思想性、理论性以及科学性,主流价值观话语内容具备优质性的特点。而微信的传播有其自身的规律与特点,因此,若按照传统媒体那种通过纯粹的文字表达与阐述或者运用极为普通的音像手段使主流价值观话语在微信平台中进行传播,显然是难以提升受众的关注度的。因此,必须要建立主流价值观话语表现形式的优化机制。主流价值观话语表现形式优化机制的构建,需要重视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得明确传播的具体内容,必须要精心挑选适合微信传播的主流价值观话语,这是表现形式优化机制建构的基本前提。在主流价值观话语三大层次中,涉及各具体领域的基本价值观话语的实践指向性、现实性最强,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紧密关联,比如“勤俭持家”、“奉公守法”、“爱护自然”等等。因此,借助微信平台来传播主流价值观话语,尤其要重视对基本价值观话语的传播。其次,要重视主流价值观话语的形象化、生动化表达,这是主流价值观话语表现形式优化机制建构的关键。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就曾形象地说道:“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6]要通过不断地丰富和创新主流价值观话语的表现形式,比如运用生动形象的动漫动画、幽默以及感人的故事、富有创意的视频等等,切实增强主流价值观话语的吸引力、影响力。再次,在微信平台传播主流价值观话语过程中,话语传播者不能为了迎合受众猎奇心理,使表现形式背离了主流价值观话语的性质与本义,使反映主流价值观话语的相关信息与内容媚俗化、低俗化甚至扭曲化。这显然不利于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

(三)要建立以法律威慑为中心、技术操控为支撑的微信有效监管机制

微信对于信息传播来说,它使信息的传播更加地便捷,但是它毕竟依托互联网来传递数据信息,因此存在被黑客、病毒入侵的危险。此外,由于互联网具有虚拟性、隐蔽性的环境特点,用户在现实社会中无法满足的欲望与需求可以通过互联网宣泄、释放,况且微信用户多样、传播形式也极为丰富,因此,各种虚假信息、不法信息不时通过微信传播出去,攻击和歪曲主流价值观话语的言论与信息时有发生,使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遭遇巨大威胁。要想使借助微信平台来有效传播主流价值观话语,必须要建立微信有效监管机制,营造良好的微信信息传播环境。微信有效监管机制的构建需要重视以下两大方面:

首先,要以法律威慑为中心,重视微信网络法律制度建设。在传统的成文法中,判断一种行为是否违法,主要看主体的社会行为是否产生了某种现实后果。对于在微信平台中发布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诋毁中国共产党、危害社会稳定言论的不法分子,要充分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给以强烈打击。然而,在微信平台中,除了极端的不法分子外,很多不法分子则是采取隐性、钻法律空子的方式来散布虚假、不法的言论。他们往往通过虚拟化的观念或符号来影响他人、实现传播目的。这类行为就目前的法律法规来看,往往很难界定是否触碰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些行为的后果与影响也很难有准确的评估,而且当前并没有明确关于微信方面的法律法规。此外,对于微信的聊天记录等相关数据能否成为审案、定案的相关证据,还需要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界定。因此,我们也要重视微信网络法律制度建设,做到有法可依,保障微信信息健康、有序传播。

其次,要以技术操控为中心,加强对微信不良信息的过滤,净化微信传播环境。当前,网络的信息过滤主要有关键词过滤、潜在语义索引过滤、以及多媒体信息过滤等方式。关键词过滤主要指通过设置一定的关键词,以过滤与关键词相关的信息或言论。潜在语义索引过滤,有助于弥补关键词过滤的缺陷,主要指过滤与关键词相近词语的相关信息与言论。多媒体信息过滤主要指对网络中发布的图像、视频以及音频内容与特征进行相关判定,对不符合要求的相关内容进行删除与过滤。由于微信用户数量庞大,信息可以通过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表现与传播。因此,对于微信的信息过滤来说,一定要综合运用这些过滤的方式方法,及时过滤宣扬西方普世价值、封建迷信、危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相关话语和有害信息。通过及时地过滤,净化微信的传播环境,才能减少西方普世价值话语、各种非主流价值观话语对主流价值观话语的冲击,使之实现更好地传播。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

2[]尹韵公.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R].北京: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10.

3[][]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34.

4[]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J].马克思主义研

,2006,(1):47.                                      

5[]陈燕,李天龙.社交与教育视角下的微信传播[J].现代教育技术,2015,(7):123.

6[]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56